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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等脚步声消失，我才继续往下走。

    我没有回头。

    “要什么？”

    罗婶没有拿纸包，只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我自己取。

    二十。

    这栋楼在轰炸里塌过半边，后来用新砖勉强补上了。新砌的墙比旧墙白，接缝处却歪斜得厉害，像一块没有长好的骨头。楼道灯坏了很久，白天也昏暗。我扶着栏杆下楼，拐杖先落到下一级台阶，右脚跟下去，最后才是左腿。

    年轻人看了我一眼。

    她像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，脸上空了一瞬，很快又沉下来。

    “没有了。”

    他身后的菜筐还满着。

    走出一段路，身后的说笑声还断断续续地传来。

    轮到我时，她脸上的笑淡了下去。

    “别看。别说话！”

    门后站着一个端水盆的女人。她看见我，脚步顿了一下，水面在盆里晃出一圈细纹。

    “抱歉，耽误你们了。”

    “人家怎么不能嫌？当过士官呢，命金贵得要死。战友扔在炮火里都舍不得搭把手，哪看得上这种东西。”

    那一眼很短，像手碰到脏东西以后立刻缩回去。他把我选好的菜放回原处，又从摊位最下面抽出几片发黄的叶子，连同两个长了芽的土豆，一起扔上秤。

    菜市场在钟楼后面。这个时候摊贩刚把篷布撑起来，叶菜上还带着水。修补过的玻璃顶棚漏下细碎晨光，落在一筐一筐的番茄、洋葱和土豆上，看起来都很新鲜。

    女人立刻攥住孩子的手。

    走到第十九级时，二楼的门忽然开了。

    出门以后，街上已经有了人。战后重建的石料堆在路边，几个工人正往一幢只剩下正面的房子上搭木架。空气里全是潮湿的灰尘、碎石和新鲜木料混在一起的气味。路口悬着一条褪色横幅，上面写着“瓦诺克必将重生”。右下角被风撕开一道口子，一卷一卷地翻着。

    她没有应。两只手把水盆抱得更紧，从我身边挤过去时，肩膀几乎贴住墙。她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孩子仰着头看我，视线从拐杖慢慢落到我的左腿上。

    她说了一个数，和前面那个人买热汤与整块面包的钱一样。

    “那面包呢？”

    二十一。

    “你还嫌啊？”

    我握紧拐杖。

    我停下来，侧过身，尽量给她让出位置。

    我出门时，楼道里没有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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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身后有人不耐烦地咳了一声。

    我没有回头。

    我看见锅里还有小半勺。

    “妈妈，”他问，“就是她吗？”

    二十二。

    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天气热，您自己也别吃了。”

    “就剩这些。”

    义肢不会替人试探高度。每迈一级，身体都有一瞬间悬在半空，只能依靠右腿和手臂把自己接住。

    后面有人笑了一声。

    “就这些了。”

    我伸手碰到纸包，隔着纸便闻到一点轻微的酸味。它大约放了一夜，也可能更久。我停了一下，还是把手收了回来。

    一共二十七级。我每天都数。

    下楼比上楼其实要难得多。

    我向旁边让开。

    我垂眼看了看秤盘。青菜外层烂了一点，掐掉还能吃。土豆的芽挖深些，也不要紧。

    摊主是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人。他刚要替我称，旁边卖香料的老妇人凑过去，在他耳边说了两句话。

    我选了两个土豆，一把青菜。

    卖早餐的窗口在街角。

    她弯下腰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纸包。纸边洇着油，打开以后，是两截干硬的面包尾和一点昨晚剩下的炖菜。菜汤已经凝住，上面浮着一层白色的油。

    “早。”

    我摸出钱，放在窗口的小碟子里。

    “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“不要了？”罗婶问。

    掌心贴着木柄，旧茧压住旧茧。我曾经用这只手握枪，拉伤员，攀过壕沟边缘湿滑的土。现在，它只要能握稳一根木头就够了。

    她压低了声音，可楼道太静，字句还是清清楚楚地落下来。

    “还有炖豆子吗？”

    “钱不用退了。”

    我走过去时，前面排了五个人。卖饭的是罗婶，她从前认识我母亲。我小时候发烧，母亲去工厂值夜，也是她把我抱到诊所的。后来母亲病逝，她还来家里帮忙料理过丧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