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6章 新的筹划(五)(2/3)

    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城镇为中心的差别就在于,城市基于交通、能源、物流等的保障能快速的形成产业链和消费群体,而城镇双重点,从国家的角度看，发展就要慢一些，但这个慢要看怎么对比。

    少其继续说道:“关于免费分房的问题,现阶段可以适当提高分配住房的月租,按不同的分配面积，收取几毛至一两元不等的租费，这样一来，既可以减少国家的成本支出,也可以让人们意识到房子不是免费的,这为将来或要实行的经济改革做好铺垫。”

    朱老总说道:“这样一来,不就又陷入了方叶同志那边的情况了?”“不一样。”少其说道:“我认为那边的这个方式没有问题，重点是出在分配之上，方叶同志那边农民虽然提高了收入，但是依旧在进行高支出,而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调整来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    少其弹了弹烟灰说道:“我认为城市化率最多55，不能再高了，即便将来要提高，也应当是缓慢的提高。”

    这时朱老总侧过头看向少其问道:“少其同志,钱往哪里流，又该多收谁能否仔细说一说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层是现有获利阶层,公有制的获利阶层就要提高他们的消费,用消费带动工业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增长，不仅解决就业问题,而且经济循环也就有了初步的构建,，至少这其中的个体户阶层就会获得一部分利益。”

    主席一点也不崇拜孔子，他认为秦始皇厚今薄古比孔子伟大得多，而当时整个社会对于秦始皇都是暴君的称谓,对此主席曾经多次发言,认为无论从社会认知,还是学术界的认知来看,这都是有问题的,而社会认知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学术，但是学术圈子却拒绝改变，这就像一个掌握真理的人，怎么也叫不醒那些昏睡或装睡的人，让他感到有些孤独。

    少其擦着火柴点起烟抽了一口，而后说道:“主席、老总，钱往哪里流，我认为公共投入是其中关键的一环，交通、水利、能源、教育、医疗，国家基础的六大块应当多投入，这是第一层的分配。”

    “老百姓的支出，除柴米油盐这些基本物质支出外，主要还是房子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四大块,而我们可以提高对公有制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、新富人群体的税赋来平衡,将这些税收用于平衡城乡发展差距，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，支持成立乡镇、集体企业,建设乡镇村,减少城市化的比例来调整。”

    对于这个问题,方叶在1953年就已经提醒过领袖们，随着人口增长，就业的问题需要解决，而社会经过三大改造之后，人们除了进入公有制单位外，就只有从事农业劳动，固然这有时代发展的因素,但是这个问题需要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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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如今那些老一批的知识分子思想价值观已经形成,指望他们真正的改变是很难做得到的事,因此国家将教育的期望放到了新生代身上，从建国开始，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一直不遗余力，时至1955年,全国预计高考报名人员在17余万人，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正在成长。

    “实行农业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地区，可以由村集体组织耕作,收益进行分配或投资,至于节余的劳动力，若单纯依靠公有制企业，无法解决如此庞大群体的收入增长，需要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，农民用工作的收入来弥补农业劳动收入低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然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,由于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，跟不上知识分子培养的速度，大量的高中、大学生的就业成为了问题，特别是大学生们，他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，因此不少人眼高于顶,不愿意放下身段，从事工厂工作,而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好的工作可以安排，矛盾也就慢慢的出现了。

    少其接着说道:“至于第二项,经济改革，可以考虑放在二五计划后，那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工业应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同时随着外贸的增长,也已经具备了部分实行开放的条件。”

    其实要进行调整也很简单，一手合理分配城市居民的收入，一手缩小城乡差距,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思路，改变为城镇为中心，说到底就是资源的倾斜力度。

    由此,也可以看出来,当时中国的学术圈子是个什么风貌，那些历史专家们，明明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,他们完全可以透过历史看到一个真实的帝王,然后给予客观的评价，并以此教导世人,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,但是这些大知识分子们就是不去做,只喜欢躲在自己的屋里或圈子里,而这种行为，同样让主席感到不满。

    “因此，只有在农村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进行调整，提高生产力就是发展农业机械化，这需要工业来完成，而要改变生产关系，在这一方面，就要发挥村集体的作用。”

    “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分配到,这又要怎么办?”总理说道。

    主席点了点头说道:“这两个问题提得好,公有制的钱流向哪里,税收谁该多收,这就是分配理论的两条核心。”

    而少其在了解这些前因后果之后,他认为解除个体户的限制，就是一个制度调整，至少可以解决全国近千万人的再就业问题,有利于缓和就业矛盾，所以这就是他提出的制度调整的由来。

    “而经济改革的同时,再进行整体的分配规划设计，城市、农村或各个阶级，具体要怎么分配,我观方叶同志的报告，总结起来就是两点，一是政府的钱向谁去，二是税收的大头向谁要。”

    所以,整个国家的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问题，抛开政治因素,而这也是后来文革中,为什么会出现反权威、批林批孔由来的其中一个原因，主席对这一切看得很明白。

    1956年全国高考人数将会达到35万,招收比例在48，这就意味着185万人将成为大学生,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知识青年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，除了社会实践的理念外，随着人口的暴涨，就业形势的压力也是一方面。

    就当下而言,知识分子从学习马列理论，到开始接受唯物论，这中间仅仅五年时间,而其中的很多人，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做到用唯物论的观点去辨证的看待问题,相当一部分人，内里还是抱持着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那套,并且不肯放弃。

    少其回道:“这是第三层,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，只有社会形成了一批有能力的消费群体，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,农村地区的百姓收入才可能真正的实现直接增长，而国家现阶段对于农业的投入,并不能直接促使农民收益，原因是农民同样在高支出。”